1959年至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境。為了探究困難之因，扭轉困難之勢，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了貫徹中央精神，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1961年4月至5月，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蹲點調查研究了44天。年過花甲的劉少奇，為了求得真話與真相，向普通百姓脫帽、鞠躬，安排幫工，讓群眾說出了許多真心話。

“高山流水覓知音，知音不在誰堪聽?”俞伯牙和鐘子期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一為樂者，一為樵夫，為何能成為“知音”?蓋因“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到這樣的程度，完全已是心有靈犀，還有什么不可說的呢?后人據此又總結出“久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的處事哲理。因此，領導干部能否聽到百姓的“真話”，最關鍵的是百姓是否愿意給你講真話。真話只對哪些人講?“高山流水”就是很好的古訓——百姓的真話只對知百姓、懂百姓的人講，否則，對牛彈琴，還不如不說。

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蹲點的44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叮囑參與調查的人員：要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讓群眾把心里話講出來。但是調查中，參與調研的基層干部群眾根本不愿講實話，任憑劉少奇和工作組成員怎么“交底”“啟發”，他們就是不愿講出心里話。面對這樣的情況，當今的一些領導干部就喜歡給百姓扣上個“刁民”的帽子。是群眾“刁”嗎?非也!主要是與領導干部之間的那層隔閡還沒有消除，群眾沒有把領導干部當作“知音”，就如俞伯牙，“不是知音不與彈”。隔閡未除，群眾焉有真話可講?

面對困難，人們有三種態度。一種是知難而退，一種是適可而止，還有一種就是迎難而上。當然，只有迎難而上的人，才有機會享受到戰勝困難后的無限樂趣。在“交底”“啟發”下仍然聽不到真話，就得另辟蹊徑，找準要害。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此時明白，“交底”“啟發”在百姓看來，都還不能體現那份真誠。于是，才有了主席向普通百姓脫帽、鞠躬，安排幫工的“行動”。也就是說，劉少奇用最誠摯的情感，完全取得了百姓的信任。只要百姓把領導干部當“知音”了，就會無話不說，還愁聽不到“真話”么!

劉少奇求得百姓真話和真相的方法，其實也不是什么稀罕奇特的“招數”，其要旨在于用實際行動感動百姓，讓百姓的心與你一起跳動。然而，這貌似簡單的方法，卻不是人人都想得到，更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一些領導干部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從骨子里就不愿成為群眾的“知音”，當然也就更成不了“知音”，那就永遠都不會聽到百姓的真話。在當前的脫貧攻堅中，就有部分干部抱怨百姓不說真話，很難溝通。這樣的狀況，與其一味去埋怨百姓，還不如多多反思自己，為什么政府、干部的公信力就如此脆弱?只要仔細一分析，就不難明白，一些政府部門、領導干部的作為確實不讓百姓待見，這就需要有看得到的行動。

“士為知己者死”，只要領導干部與群眾真正做到了同心同德，別說是“真話”，就是更大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劉少奇對百姓的一片真情，換來了“農村公共食堂不好!再辦下去會人死路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尖銳意見，也就是逆耳忠言;那么，當前總抱怨百姓的領導干部們，是否也應該從“高山流水”和劉少奇“調研求真話”中得到一些啟示呢?既為人民公仆，如何用真情和行動踐行好百姓“知音”的角色，讓群眾愿說真話、能說真話、敢說真話，才是最應當深思的問題。

（四川省合江縣自懷鎮 何竹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