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11月以來，“供給側改革”這個新詞開始在我國財經界頻繁地提及。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之后，習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的發言中提出，中國經濟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今年12月14日至16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鮮明提出，貫徹好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堅定推進到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中央推動當前經濟發展與改革的重要工作部署和戰略舉措。
□丁任重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容
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需要我們認真領會和把握。
需求側和供給側是平衡經濟增長的兩翼，兩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央強調著力加強、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中央把宏觀調控的重點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并不是用供給側管理來否定需求側管理。一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李克強總理也指出，要在供給側和管理側兩端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著力培育壯大“新動能”，下決心提升改造“舊動能”。由此可見，中央強調供給側管理，是為了在新的發展水平上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再匹配，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促進經濟增長。
強化需求調節和供給調節的功能互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供給與需求在發揮作用過程中有著不同點，一是需求調節主要是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供給調節主要是發揮市場的作用;二是需求調節主要是短期調節，通過政府擴大內需、增加投入等方式來拉動經濟增長，這種方式時滯過程短，在短期內能產生效果。而供給調節則突出產業、企業的作用，注重培育新動能和轉型升級，相對來說發揮作用的過程較長;三是需求調節主要著眼于經濟運行的結果，注重經濟增長的成效，而供給調節則主要著眼于經濟運行的起點，注重經濟增長的動力。因此，本次調控著力點的變化，既不是以需求調節為主，也不是以供給調節為主，而是以需求調節與供給調節相結合的調控方式，這是符合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正確選擇。
宏觀調控的核心問題是優化經濟結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這表明我國目前的宏觀調控將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控。因為在現實中，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既是總量問題，但更主要表現為經濟結構問題。從需求來看，我國目前一直強調需求不足，但實際上更多的是需求結構性問題，例如我國一方面總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還有需求轉移和需求外溢。從供給來看，現在的產能過剩主要還是結構性過剩，即嚴重過剩的產業主要是傳統產業，而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領域，還存在著供給不足的現象。因此，我國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是定向調控，核心是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方向是優化結構、轉型升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推進體制機制的改革。G20杭州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當前挑戰，我們應該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兼顧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政策，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全面改善供給質量，鞏固經濟增長基礎……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并重，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并重。這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方案》的最新概括。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2016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的供給學派有根本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理論依據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供給與需求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主要環節，需求決定供給、引導供給，供給既滿足需求又創造出新需求。而西方供給學派則是來源于新自由主義;二是制度基礎不同。西方供給學派的形成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根本目的是強化這一基本制度，促進私有經濟發展。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則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根本目的是優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設計，提升要素資源的配置效率，挖掘新增長點，提高經濟社會的福利水平;三是政府和市場關系不同。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市場經濟關注的問題。西方國家更傾向于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我國則主張在尊重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充分發揮政府的經濟調控職能;四是經濟背景不同。上世紀70至80年代西方國家就開始面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而我國目前經濟仍保持中高速增長，物價指標保持較低水平;五是政策著力點不同。西方的供給學派強調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應當從供給著手推動經濟發展，而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要減稅，以提高人們儲蓄與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我們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是平衡經濟增長的兩翼，兩者缺一不可。面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要創新發展理論，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著力培育壯大“新動能”，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由此可見，中央強調供給側管理，是為了在新的發展水平上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再匹配，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促進經濟增長。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
2016年，省委省政府貫徹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省委省政府推進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這突出地表現在2016年以來我省經濟增長穩中有進、亮點較多。2016年前三季度我省實現GDP23793.6億元，同比增長7.5%，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8個百分點。此外，我省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銀行貸款、經濟效益等都保持了穩定增長，有力地支撐了我省經濟發展。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工作實踐中，應當貫穿以下幾個原則：
樹立正確的宏觀調控思路，需求與供給兩側需同時發力。采取需求調節與供給調節相結合的定向調控思路。需求方面，大規模、全方位地刺激需求已不再必要，但部分區域的擴大需求還是必要的，如中西部的交通設施、棚戶區改造和地下管網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加大投資，環保、高端制造、高新技術產業等也需要增加投資，扶貧脫貧攻堅更需要增加投資。這也反映了這些領域、這些產品供給能力的不足。供給方面，整體來說，主要是放松管制與約束，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激發企業活力，加強產品的質量監督管理，提升有效供給能力;對高端戰略性產業與新興朝陽產業應加大扶持、引導力度，改善供給結構。
做好加減乘除，優化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涉及多個方面，具體路徑也應有所不同。做好加法。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產業政策的制定需適當向新興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傾斜，優化服務業供給結構;要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在消除傳統產業萎靡帶來的增長動力不足問題的同時，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做好減法。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以充足的外匯儲備為基礎，抓住“一帶一路”建設機遇，鼓勵向國外輸出過剩產能，加快去庫存速度，同時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做好乘法。以創新發展為指導，抓住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機遇，運用先進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更新淘汰落后設備，加快傳統產業升級換代;做好除法。堅持綠色發展，擴大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資，嚴把企業節能減排審核關口，提高違規排污的成本，降低資源消耗與排放規模，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正視投資與轉型的關系，增投資與調結構并舉。我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表現為有效供給不足，很大程度上是與相關領域、相關產業的投資不對稱有較大關聯性的。為此，應不斷加強交通設施、水電氣通訊管網等基礎設施投資，逐漸增加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領域支出，著力提高生態綠化帶、綠地涵養、污染治理等生態環境保護投資，提升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能力;不斷完善財政資金分擔投入機制，全力優化投融資機制，引導社會資金參與物質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緩解資金支持壓力;堅持總量可控、過剩產業減少投資原則，將投資重點轉向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代表的高端產業與產業高端以及新產業新業態，優化投資結構，在增加產業投資的同時，夯實供給結構優化的基礎，促進結構調整與經濟轉型。
多角度推進科技創新，全力培育供給新優勢。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突破應用研究產業化瓶頸，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大力推動協同創新。鼓勵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微觀企業圍繞重大問題、關鍵問題成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基地，整合利用科技創新資源，提升區域創新能力與創新成功率。
以多元化改革為抓手，優化供給端的制度環境。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繼續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減少行政審批環節，將政府的注意力與精力轉移到環境保護、教育醫療、基礎設施、質量安全等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充分發揮社會資本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作用，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角色轉變，提高公有制主體效率;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優化投融資機制改革等。(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