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辭職現象自去年以來引發社會關注。一些公職人員主動請辭，一些黨政機關亦在制度設計上為公務員隊伍“預留出口”，以期構建合理順暢的人才流動機制。(瞭望周刊 12月10日)

世界那么大，很多人都想去看看。近年來，當官走仕途不再讓大家趨之若鶩，官員辭職現象也屢見不鮮。辭去公職，前往企業，不失為一種選擇。不可否認，隨著時代的發展，公務員進出流轉的通道更加寬敞，制度設計也更趨人性化，這為公務員流動創造了有利環境。

“良禽擇木而棲”，這個道理本無過，在內心的驅動下，公務員辭職另謀出路也未嘗不可，畢竟每個人對于自己的人身道路有可選擇的余地，選擇從政或經商都是基于自身需求而做出的決定。若世人毫無依據地以公務員離職有“蹊蹺”對其行為進行判斷，無疑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人看事，也只會讓“里面有鬼”的猜想更加逼真，不利于問題的解決。

官商身份轉換本就存在復雜性、兩面性，官場進出通道的打開，為官員隊伍的更新、行政活力的強化提供了條件。但也不可否認，隨著權力變現手法的增多，權力尋租、權力期權化，以及業已成型的官場網絡，都使得離任官員仍可能憑借手中的權力余溫來從事商業活動，從而干擾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

《公務員法》第102條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細細一讀，感覺里面說的內容有些含糊，其中“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這是如何界定的?比如，在公安局工作的，可不可以去外企負責安全?在網絡管理部門工作的，可不可以跳槽到互聯網企業?其實，對這個規定予以解釋的寬嚴尺度，往往掌握在具體受理辭職申請的批準機關或領導手里，這就會帶有不確定性和人為因素，對公務員離職后的“獲利”沒有明確限定。

回過頭來看，在眾說紛紜的社會，如何正確防范離職后的潛在利益交換?從制度層面冷凍“權力余溫”，也許才是消除雜音，回應民聲的關鍵。

離職是可以的，但要在“關口”上做文章，從過程上加以規范，原工作部門要對離職人員進行核查，從紀律、審計、信訪等多個渠道了解核實有關情況。人事管理部門需對人員去向有所了解和跟蹤，對認為存在不應批準離職的情形，從調檔、轉人事關系等環節加以限制。另外，邊界行為還須厘清，對其是否存在裹挾的權錢交易進行監控和提醒，從源頭上斬掉其新舊工作之間的利益瓜葛。唯此，才能使公務員離職回歸正?；瑺I造風清氣正的人才流動環境。

(攀枝花市西區格里坪鎮人民政府 焦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