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縣公安局“違法”扣押和查封了韓女士家包括小轎車等在內的財產和物品，事后韓女士向河南省高院人民賠償委員會提出賠償申請。去年12月，河南省高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要求鹿邑縣公安局向韓女士支付賠償金大約40萬元。然而至今，韓女士一家人仍然沒有拿到賠償款。(5月4日中國新聞網)

幾年前的違法查封，本身就是執法部門的一個錯誤;幾年后對相關部門的決定一拖再拖，遲遲不做履行，更是錯上加錯。這“遲到”的賠償款背后，究竟有多少“貓膩”?

對于為何該賠償工作拖延了小半年時間，鹿邑縣公安局，負責宣傳的李警官說:“當時她人(賠償請求人)沒在家知道嘛，沒在家沒有人過來提那個賠償的錢的事兒，她是后來回來的?！闭沾苏f來，群眾不知或不在的事兒，職能部門就可不管不問不理?那主動服務談何說起?群眾的貼心人從何做起?

對于賠償款為何“遲到”，還有一種說法是“本來都提上了日程，可是說著說著，局長調走了，也就沒顧得上給財政申請”。這仿佛在說，局長的事才是大事，局長走了，群眾之事就得“按下暫停鍵”。這不得不讓人反思，群眾辦事咋有那么多“磕磕碰碰”，一會兒“局長走了”，一會兒“經辦人員不在”，“事難辦”的現象為何總是跟隨著群眾?

不管是人不在家也好，還是局長調走也罷，都不是理由，只能被看作為借口，其背后都折射出了服務意識的缺乏。人不在家有電話，如果服務部門“多走一步、多想一層、主動一分”，換來的不一定是百分好評，但絕不會是零分差評。局長調走但還有管理、有制度，群眾的事該辦還的按程序辦，要知道，服務“遲一分”，民心就“少一分”。

賠償款遲到的背后，也是監管的“缺口”。正如河南省高院賠償辦副主任尚修星所說，“我們現在的法律包括賠償法，在作出決定之后的強制執行方面，都沒有什么規定?！币苍S韓女士的遭遇并不是個案，類似事件的發生也急需上層的頂層設計，用制度、規定來約束相關行為，保障群眾的合法利益。

服務群眾不單單是一句口號、一句空話，這要求各級執政機關和干部要以群眾利益為中心，為群眾服務，把服務的要義落實到政策上、行動上。建設服務型政府也要求干部思想上要從“領導者”向“服務者”轉變，多為群眾考慮一些，讓群眾少跑幾次路，從“門難進、臉難看 、事難辦”中解脫出來，有滿滿的“獲得感”。

（四川省合江縣白鹿鎮人民政府 胡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