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崖式降級”是十八大之后執紀部門處理“問題官員”的補充手法，以區別被“雙開”又移送司法的落馬方式。公開報道的最新一例是云南省委秘書長兼省委省直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委員曹建方，于2015年年底被免職，財新傳媒報道稱其或將被降級處理。按照云南省公布的最新消息，他的職務已經由省政府秘書長兼任，人大代表資格也被終止。
降級作為《公務員法》以及《領導干部任免條例》等黨紀法規所規定的處分類型之一，在十八大之前并不算常用，降級幅度也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大多不會超過3級，而現在似乎有常態化的趨勢。
近3年來省部級官員中以這種方式落馬的絕對數量并不算多，但從中可以看出執政黨反腐思路的變化，而且在地方廳級官員及以下的懲處中，這種黨政處分的使用頻率已經越來越高。
省部級官員“斷崖式降級”
“斷崖式降級”作為又一反腐熱詞，出現在公共輿論中是在2014年7月16日。當天，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同時公布了3則落馬省部級官員查處通報。
其中，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因嚴重違紀，被予以開除黨籍處分，取消其副省級待遇，降為科員，連降7級，創造了官員降職之最，此后也很少再有這種急轉直下式的“跌幅”。
另一名則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因失職瀆職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被開除黨籍，取消其副省級待遇，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降了4級。此后，這種存在比較嚴重的違紀行為，但又夠不上移送司法程度的“問題官員”更多被采用這種方式處理。
從此前對趙智勇、張田欣的通報來看，降職的原因一般說得比較籠統，只表明他們構成了“嚴重違紀”或者違紀，比如利用職務便利謀取私利、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等。
與趙智勇和張田欣一樣，直接從省級常委位置上“斷崖式降級”的還有最近被處理的曹建方和山東原統戰部部長顏世元。顏世元被免職的原因至今沒有公布，2015年6月，其被曝出已經降職為山東省政協辦公廳副巡視員，級別為副廳，實際上只降了兩級。當時并沒有公布違紀的原因和程度。根據公開的資料，顏世元曾長期是山東省委原常委、濟南市委原書記王敏(山東“首虎”)的直接下屬，隨之一路升遷，兩人仕途軌跡高度重合。有媒體報道稱，因為查到的涉案金額不算多，出事后又主動全部上繳，所以顏被從輕處理，只受到降職處分，而且，與趙智勇的7級下降相比，已經算是“安全著陸”了。
此外，還有非省級常委的實權人物如江西省政協副主席許愛民也被降4級，根據2015年2月中紀委監察部的通報，許愛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影響，為女兒、女婿在公務員錄用和職務晉升方面謀取利益;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弄虛作假，騙取“中國陶瓷藝術大師稱號”榮譽，構成嚴重違紀。他被開除黨籍處分，取消其副省級待遇，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除了以上地方實權派人物，被降級處理的省部級官員還有較早被處理的黑龍江副省級干部付曉光，因私公款消費，大量飲酒并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內蒙古政協原副主席韓志然被降為副廳級;陜西省政協副主席孫清云被降為副處級干部。他們均已經超過了副省部級干部的退休年齡，曾是地方的黨政一把手，這一群體中那些因違紀又違法而“落馬”的官員被稱為“老老虎”。他們基本上已經處于居于二線的狀態，被降級處分，更多是一種懲罰性的待遇收回。而對于臨近退休的官員來說，降級則意味著強制性退休，提前結束政治生命，切斷其卸任后仍有可能存在的影響力。趙智勇和張田欣都是在59歲這一年被免去職務，曹建方被免時是58歲。
切斷復出的通道
上述人等都是從重要職務上跌落，可以看出，有沒有被查出收受、索取巨額賄賂是一個關鍵因素。他們雖不是“大老虎”，但是從各方披露的消息來看 ，有相當部分人在其任內，都曾對一方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帶來了惡性影響，在地方建設和管理過程中，往往伴隨著濫權和亂作為現象。
比如趙智勇在九江市擔任市委書記期間，大搞形象工程，其任內主導建設的多項工程均屬華而不實，標志性建筑九江勝利碑被市民戲謔為“像筆像劍又像塔的東西”，耗資上億元，地上地下共39層。離開九江之前，還突擊破格提拔了一批女干部。而張田欣在昆明市委書記任上時亂挖亂建，對城市規劃建設缺乏基本認識早已為云南各方所詬病。
“斷崖式降級”對“問題官員”最大的影響是幾乎切斷了復出的路。以往的降級案例中，如果一個官員僅僅被免職，但他的級別沒有變動或者沒有大幅降級，一旦有機會，還是可以復出。2009年中紀委宣布對三鹿奶粉事件重要責任人的處理結果時，時任農業部畜牧業司司長的王智才被降級處分。6年之后，又出任農業部總畜牧師。而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降級的處分時限為24個月。“解除處分后，晉升工資檔次、級別和職務不再受原處分的影響。但受處分者不能直接恢復原級別和原職務，應與同級別其他人員一起，重新爭取晉升資格。”根據這個規定，“斷崖式降級”除了不開除公職外，不會再給官員的升遷留太多余地。
最近另一位受到關注的官員是四川省原省長魏宏。2016年1月15日的中紀委第六次全會新聞發布會上，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對于有關魏宏失聯的問題作出了正式回應：“魏宏同志涉嫌嚴重違紀，正在反省思過，下一步將根據違紀的情況作出相應的處理。”這是十八大以來中紀委首次使用“反省思過”一詞。從吳玉良的表述可以看出，意味著魏宏所涉問題目前還是黨紀層面，是否觸及到法律層面，還有待于紀檢機關的調查結論。
“治病救人”
除了解開四川省原省長魏宏的“失聯”謎團，中紀委六次全會新聞發布會還專門回應了省部級官員的“斷崖式降級”。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羅東川在發布會上表示，給予這樣的處理，是“按照黨的法規規定、紀律處分條例、案件檢查規則、審理工作條例的規定，針對違紀的不同情況，按照違紀的事實，按照紀律處分相關規定，區別不同的情況”，體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也是中紀委提出的‘四種形態’當中的一種，根據違紀的具體情況給予黨紀重處分，同時在職務上作出重大調整”。
“四種形態”是2015年9月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福建調研時提出的監督執紀新說法：“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
針對有人認為反腐出現節奏放緩拐點的說法，中紀委監察部機關刊專門發文反駁，強調運用“四種形態”，目的是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改變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的狀況。紀委不光要辦案打“老虎”，更要在“老虎”養成前通過嚴格執紀和監督，發現線索及時追蹤，有了反映就及時提醒，不能把小問題拖成大問題。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中紀委六次全會，明確強調“力度不減、節奏不變，持續保持遏制腐敗的高壓態勢。”
據統計，十八大以來，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66只“老虎”落馬，其中當過“一把手”的超過3/4。高壓態勢無疑會始終保持，但隨著反腐的持續進行，更需要常態化、制度化的監督。“斷崖式降級”能夠將紀律處分的效果發揮到極致，也有利于推進“干部能上能下”改革制度的形成。對夠不上追究司法責任，又夠得上黨紀處分的人實行降級，可以全方位震懾官員，失職瀆職同樣受黨紀約束。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張國玉認為，過去官員問責處理中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能上不能下，出了問題淡化處理，不影響留在原位、甚至還能繼續晉升;一種是從重，“雙開”、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責任。而降職降級則是介于兩者之間的第3種處理方式，更具震懾力和警示作用。
最近一段時間，各地被降級的地廳級官員為數不少。2015年11月，廣東韶關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志才因嚴重違紀問題被開除黨籍，免去其韶關市委常委、委員職務，由副廳職降為科員并辦理退休手續，收繳其違紀所得;早在2014年，廣東省就通報過兩名廳官被降級的處理，梅州市原紀委書記李純德和廣東質檢研究院原院長胡南乾則因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等，被免職降為科員級別，并未開除公職;2016年初，江西省也公布了3名廳官被降級的處分，撫州市委原常委、臨川區委書記李智富，新余市高新區黨工委原副書記、管委會主任任光明，九江市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王利因嚴重違紀，均被開除黨籍，李智富和王利被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任光明被降為主任科員。“四種形態”提出之后，干部被“斷崖式降級”的案例明顯增多。
根據相關統計，縣處級公務員一般要經過11年才能升到正廳局級，從普通科員做起大概需要25年。基于官場的相對封閉性傳統和熟人社會中的“面子”問題，降級對地廳級及以下官員的心理震懾不亞于“雙開”。過去幾年中，由于“免職不降級”的問責機制，官員復出已經成為一個高概率事件。去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條例明確紀在法前、紀嚴于法，被稱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全、最嚴黨紀”。2016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施行，對違紀官員的管理將更加規范，更加嚴厲。黨紀處分和政紀處分將發揮更大作用，在地方官員的違紀、失職瀆職問責中，“斷崖式降級”或將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由于現有的法律法規并未明確規定“降級適用于何種情形”，更未明確“如何降級”，在具體操作中，怎么降，降多少級，現在主要取決于執紀部門。同樣的違紀行為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很大差別。針對這種情況，應該有進一步的明確、規范和限制，建立一套“可量化、可操作、可落地”的“降級免職”機制。唯有如此，降級處分才能成為另一條震懾違紀官員的“高壓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