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受干擾才能培育法律信仰

    近日新華社受權播發兩個重要文件，劍指領導干部違規干預司法、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一個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一個是中央政法委員會印發的《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兩份文件均是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關要求推出的重要舉措。
　　在司法實踐中，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或許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也可能會有各種理由，但其危害和惡劣影響正如中央司改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所指，“一些領導干部出于個人私利或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為案件當事人請托說情，對案件處理提出傾向性意見或者具體要求，甚至以公文公函等形式，直接向司法機關發號施令，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不僅直接妨礙具體案件的依法公正處理，而且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破壞國家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
　　種種現實昭示，必須為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劃出“紅線”，為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制度保障。兩個規定出臺以后，人們多在重點關注其中的懲戒條款，因為此前雖然并不缺乏類似規定，但懲戒往往流于空泛，而本次規定明確要求，領導干部有五種行為之一的，屬于違法干預司法活動，黨委政法委按程序報經批準后予以通報，必要時可以向社會公開。按照規定，干預司法可能令干部的“官帽”不保，造成冤假錯案等嚴重后果，或者對司法人員進行打擊報復的，還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從懲戒措施中能夠看出，中央對于維護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杜絕領導干部干預司法的決心之大，人們紛紛將本次規定稱為“史上最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為了維護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劃出“紅線”、明確懲戒措施固然重要，但在懲戒之前卻存在一個顯然的難點，即如何認定司法受到了不當干預。從認定領導干部干預司法開始，到以雷霆萬鈞的處罰結束，圍繞這一過程應該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有鑒于此，也許不妨認為，規定中確立的記錄制度比懲戒條款其實更值得關注，因為在規定構建的制度體系中，記錄制度既是前提，也是基礎。如果沒有記錄制度，干預司法的痕跡就可能隨風而去，遑論懲戒？
　　仔細審視可以發現，為了確保記錄制度的可操作性，規定堪稱煞費苦心。首先強調“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情況，司法人員應當全面、如實記錄，做到全程留痕，有據可查”，而為了使這一“總綱”不致落空，又規定司法人員“兩次以上不如實記錄將處分”，明確主管領導授意不記錄和對記錄人員打擊報復都將被追責，對記錄的司法人員和領導干部都進行了關注，考慮可謂周全。但這里存在兩個無法忽視的問題，一是在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傾向一時不易消除的大背景下，有些干預無影無聲，卻給案件的審理帶來了真實的影響，如何記錄？二是法院內部的行政化對法官和記錄者是一種巨大的壓力，面對這樣的壓力，是否所有的記錄者都有秉筆直書的勇氣？
　　解決以上問題，首先是進一步加大司法公開的力度，某個案件如果受到了領導干部的干預，這種干預再巧妙再無形，也一定會反映到裁判文書中，只要文書公開，真相就能大白于天下；其次是改革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每一起案件由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
　　不言而喻，當非法律因素無法影響和干擾司法的時候，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就會堅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