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文人政治
鄧峰 

　　 歷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往往被許多人視為社會的良心，承擔啟蒙的責任，獨立于政府和人民之外，訴說著時代的中心話題。盡管今天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早已遭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但是依然存在著較大的輿論影響力，充當許多人心目中社會良知和啟蒙者的角色。
　　 事實上，近代以來，公共知識分子每每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無論是美國獨立，還是法國大革命，抑或近代中國的改革和革命，其中總能看到知識分子在充當領頭人的身影。
　　 可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啟蒙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喚醒更多沉睡的人，又有可能讓醒來的人因為無法改變現狀而陷入痛苦絕望之中，乃至誤入歧途，更有可能引起社會大革命。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剛好陷入這種困境，一方面他們確實喚醒大量的法國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缺乏政治經驗，對于政治的了解停于表面，未能深入分析整個政治的結構和框架，從而使得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宣傳往往大而空，價值宣泄多于理性建構，主義之爭掩蓋事實上的問題。為什么會這樣？在一個信息不透明、政治自由嚴重缺失的社會，啟蒙思想家對于社會的知情權很不夠，因此對于社會問題往往只能通過一般原則來批判，卻難以提出具體的藥方，更別說擊中問題的要害。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將這種現象稱為文人政治。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進行徹底批判，讓自己處于孤立狀態，是可取的，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卻不同，需要政治智慧，懂得妥協，善于抓住問題要害，解決各種大小不同的問題。
　　 許多知識分子總有一種憂患意識，對于社會問題，往往都喜歡歸結到一個民族的精神層面，因此常常致力于啟蒙，改造國民性。可是這又有一個問題，一旦支持這種想法的革命者取得革命成功，然后通過國家力量來改造國民性，那么后果不堪設想，當年的中國便是深受此害。魯迅先生耗盡大半生來批判國民性，卻無法想到，幾十年后，昔日的革命家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來改造國民性，從身體到靈魂。國民性這個東西，常常為啟蒙思想家所批判，卻容易忽略國民性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再者，倘若革命并未成功，或者啟蒙思想的目的不在于鼓吹革命，而是純粹啟蒙，讓更多民眾看清社會現狀，接受這套非官方的思想體系。那么這里同樣存在問題，啟蒙到底有多大作用？啟蒙的邊界在哪里？到底需要啟蒙多少人？一個社會的進步，既需要那些先知先覺的思想家，又要富有行動力的實干家。可是，對于啟蒙思想家來說，更多的時候所扮演的角色是精神上的，卻鮮有付諸實踐的。啟蒙是一個技術活，單是思想上的宣傳，倘若沒有實際效益的證明，很難喚起普通民眾的支持。而且啟蒙思想家所面對的對象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大眾，很難讓深層次的理論灌入他們的腦海，常常是一些簡單的甚至極端的觀點更為人所熟知。這些因素都在減弱啟蒙的作用，使得啟蒙本身大受質疑，但是沒有啟蒙則一點希望都沒有。
　　 如果說啟蒙所有人，那肯定不對，因為既不現實，而且還會因為人多難以控制，引發社會全面革命。一旦革命爆發，一方面這些啟蒙思想家自身并非有經驗的政治家，該如何去應對如此復雜的局面，另一方面，這么多人都被瘋狂地鼓動起來，難免不陷入集體無意識，使得憤怒遮住理性，只想到打打殺殺，卻難以綜合考慮，不善于用談判的手段解決問題，從而導致種種悲劇。倘若說不需要啟蒙所有人，只需啟蒙部分人即可，那么這個部分人到底是多少呢？有沒有誰去調查，到底啟蒙了多少人？答案肯定是沒有。既然沒有，自然不知道到底啟蒙了多少人。那么這種每天不間斷的啟蒙所啟蒙的人數是否已經超出預定中的人數呢？如果超出了，還去啟蒙，那不就很危險嗎？也許存在一種情況，有的時候不是在啟蒙，而是一群已經接受這種思想的人整天在相互陶醉，沉迷于諷刺和調侃現實政治之中，為了批判而批判，進行著自以為的啟蒙，難以自拔。可是這樣下去，啟蒙將會變得面目全非，一群所謂的啟蒙者不是在啟蒙，而是把生命和精力耗費在諷刺政治的樂趣之中，不斷地義憤填膺，不斷地走向極端，沉迷于一個又一個諷刺現實的段子，爭奇斗艷，相互慰藉彼此那顆干癟的心靈，卻全無半點建設性或可操作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