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校準新常態下的政績量尺
馬天欽

　　近日，各地紛紛進入“兩會時間”。“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發展由中低端水平邁向中高端水平”……十二五收官之年，“雙中高”儼然成為了各地兩會的“好聲音”。
　　一個最顯著的表現是，各地紛紛依據自身的發展狀況，制定本省的GDP增速，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重慶將增速目標從11%下調到10%，陜西則要繼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速，而上海，干脆就取消了GDP增長的具體目標。
　　在過去的30年，高速的經濟增長，是“中國奇跡”的重要特征，也塑造了唯GDP是尊的政績觀。事實上，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一個共識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基于兩個“比較優勢”，一個是生產要素的廉價，另一個則是后發優勢。對于前者，無論是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還是由土地財政支撐的房地產市場，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了“瓶頸期”，勞動力要素價格上升，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對于后者，一來，經過30年的模仿、趕超，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和西方站到了同一高度，再無可直接模仿的對象，因此，只能自我創新；二來，經濟危機之后，國際經濟形勢依然嚴峻，提振難度大，國際市場需求緊縮。無論從國內，還是從國際而言，經濟由高速進入中高速階段，更加注重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的質量，無疑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征。中央一再強調要適應經濟新常態，正基于此。校準政績觀，也就成了必然。
　　當然，校準不是推翻，要避免兩個誤區，即：“適應新常態就是去GDP化”和“適應新常態，各地都要降低GDP增速”。
　　毋庸置疑，適應新常態，淡化GDP考核，并非說GDP不重要了，也不是不要GDP增長速度了。事實上，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速，如何能積累足夠的財富，為產業轉型提供資金支撐？又如何吸收新增的就業人口？毫無疑問，GDP在任何時候，都異常重要。但，在新常態下，我們需要的是綠色的GDP，是帶著民生溫度的GDP，是高質量的GDP，而不是過去的粗放型GDP。正如媒體所評價，“現階段搞GDP崇拜是落伍，不要GDP則是‘任性’”。讓民生、經濟質量提高、產業結構優化在考核中占據更大比重，而非“去GDP化”，這才是淡化GDP考核的真實內涵。
　　再者，“共性寓于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適應新常態，是各省市的共性。而如何適應新常態，則需要根據各地的實際來設計。有些省份產能過剩、粗放發展時間較長，船大難掉頭，不得不踩下粗放發展的“剎車”，經濟增速自然要下降；有些省份，本來經濟結構就相對較優，創新能力較強，少降一兩個百分點，甚至“逆市”上揚，也并不稀奇。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各地適應新常態一勺燴了，也并不理性。
　　總而言之，適應新常態，校準政績觀的量尺，歸根到底，還得實事求是，按下改革的“快進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