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廣安紀委書記：有人求別在媒體曬民意
四川廣安2013年11月在媒體公布各部門群眾滿意度排名
倒逼黨風政風行風建設

　　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一部分，近日，中共中央印發規劃，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人，每年向中央提交述廉報告。
　　黨風廉政建設，一直是黨內外關注的焦點。此前發布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等等。
　　四川是中紀委確定的“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工作”試點單位。25年前，廣安鄰水縣全國“率先”試水黨風廉政責任制。新的大背景下，廣安市對黨風廉政建設又進行了哪些探索？就此，新京報記者與廣安市紀委書記劉光輝進行了對話。
　　劉光輝,四川省廣安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在紀委系統工作17年，曾擔任四川省預防腐敗局專職副局長。多年從事懲防體系和預防腐敗的理論研究，也曾參與相關政策法規起草工作。
　　三風測評其實就像考核經濟指標一樣，把黨風政風行風的狀況進行量化，讓“民意”成為研判反腐倡廉形勢的“晴雨表”。
　　——四川省廣安市紀委書記劉光輝
　　當事人出問題，分管領導要問責？
　　新京報：最近，中共中央印發規劃，要求省部級主要負責人每年向中央提交述廉報告。此前，“述廉報告”制度在各市縣、各地方部門也多有探索，廣安是怎么做的？
　　劉光輝：我們責成各個部門“一把手”，向上一級紀委全委會報告。去年以來，全市已有19個地方和32個部門黨委（黨組）書記，向市縣兩級紀委全委會述廉。
　　新京報：“述廉報告”等涉及黨風廉政建設的舉措，一直被大家所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要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以前這一制度的運行情況如何？
　　劉光輝：據我了解，以往很多地方每年上報的數據有點虛。追究黨風廉政責任，更多的是在追究安全生產責任。最近幾年，四川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了很大改觀。
　　新京報：決定還提出，落實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廣安此前有探索嗎？
　　劉光輝：以往很多人都認為反腐就是紀委的事，跟黨委、政府沒有關系。當事人出問題，基本上沒追究過責任人。為此，廣安5年前開展探索。明確廉政建設責任人即分管領導。從市委市政府到鄉鎮、村社領導干部，都要與自己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對象簽訂“責任書”。
　　我們強調，管事的要管人，廉政作風方面出了問題，分管領導也要被問責。
　　新京報：有沒有具體案例？
　　劉光輝：2013年9月，廣安區有四名干部因為上班時間休閑娛樂被降級處理。四人中有一人是廣安區檢察院紀檢組長。
　　除了處罰當事人，我們還責令（廣安）區紀委書記，向市紀委書面檢討，向我口頭檢討。市紀委副書記對廣安區紀委書記進行誡勉談話。還責令區檢察院檢察長，向市檢察院檢察長做書面檢討。
　　這些以前八竿子打不到的人，是怎么打到一起的呢？第一，紀檢組長是檢察院黨組成員，作為黨組書記的檢察長要負主體責任。第二，紀檢組長是區紀委派駐的紀檢組長，區紀委書記也負主體責任。
　　新京報：區紀委書記有沒有覺得他要對這個事情負責呢？
　　劉光輝：我請市紀委副書記打電話通知，他一開始沒有意識到他應該親自來（檢討），這種認知還有個過程。
　　群眾滿意度是“反腐形勢晴雨表”
　　新京報：除了干部上班娛樂被降級，2013年你們做了整個地區的黨風政風行風群眾滿意度調查，也被輿論關注。
　　劉光輝：2013年8月，我們委托第三方——國家統計局廣安調查隊，組成了50多人的調查隊伍。10月份出了調查結果，涵蓋102個單位的3226份調查問卷。測評方式主要有會議集中測評、信函調查、政務服務窗口隨機訪問、入戶面訪、電話預約等。
　　新京報：11月你們把結果公布在了《廣安日報》上。
　　劉光輝：對，測評結果原汁原味地在報紙上全文刊載。測評覆蓋了廣安全部黨群單位、55個市級政府部門、26個市級公共服務行業單位，排名分為黨口、政口、行口三個序列。行口叫行風，黨口的叫黨風，政口叫做政風，總稱三風測評。
　　新京報：登在媒體上，排名靠后的單位有啥反應？
　　劉光輝：很著急，給市紀委打電話求情，說能不能不在媒體公布，多難堪。你看廣安日報也登，廣安電視臺也在播，搞得大家受不了。
　　我說，你們的委屈都理解，但這就是第三方調查的客觀結果。
　　新京報：怎么想到搞三風測評的？
　　劉光輝：其實四川省紀委從2011年底就開始進行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了。2013年省紀委又開始進行政風行風群眾滿意度測評，形成了對黨風政風行風的倒逼機制，效果很好。
　　新京報：您如何看待群眾滿意度與紀委工作上的聯系？
　　劉光輝：三風測評其實就像考核經濟指標一樣，把黨風政風行風的狀況進行量化，讓“民意”成為研判反腐倡廉形勢的“晴雨表”。
　　正因如此，四川被中央紀委確定為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工作試點單位。
　　廉政投訴數與群眾滿意度有聯系
　　新京報：你們還有一個反映部門廉政狀況的天成指數？
　　劉光輝：我們收集一些社情民意，收集老百姓對干部的反映，內容是天然生成，沒有任何加工的。這些內容主要來自三方面，第一個是紀委信訪室收到的信訪舉報，第二個是紀委執法與效能監督室收到的效能投訴，第三個來自于網絡的輿情收集。但天成指數因為帶有很多私密性，不會公布。
　　新京報：那三風測評與天成指數是否有聯系？
　　劉光輝：我們對三風測評和天成指數進行對比，發現兩者的排名大體相當。但天成指數所反映的情況可能更具體，比如直接涉及某某學校校長的信訪投訴。根據兩者的測評結果，我們找出最應該下手整頓的部門。
　　不同的是，三風測評我們計劃一年（搞）一次，天成指數排名是按季度的，每個季度排名倒數前10位（負責人）要被我們約談。
　　新京報：有無效果？
　　劉光輝：我們提出連續兩年排倒數，就啟動問責機制。因此，每一個單位非常重視，動作很快，先報整改方案過來，然后實施。比如教育局長承認教育上存在的問題很多，已積極整改。
　　新京報：您當時怎么約談教育局長的？
　　劉光輝：2013年8月，教育局的天成指數大約排名在倒數第10（10月的三風測評結果是倒數第8），我們請教育局長和教育局的紀檢組長來約談。我告訴他們，你們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大家共同面對。我們態度誠懇，他們就容易接受。
　　我告訴教育局長，整個廣安市六個區市縣他全都要管，作用要發揮出來。他們最新報告里提到已舉辦了警示教育活動12次，追究了102人的責任。
　　新京報：您覺得這與約談教育局長有關？
　　劉光輝：肯定有關系。
　　“同級監督一直是老大難問題”
　　新京報：十八屆三中決定還提出，各級紀委要加強對同級黨委，特別是裁委會成員的監督。對此，你有何感觸？
　　劉光輝：同級監督問題是個老大難問題，一直未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措施。原因很簡單，同一個班子的成員，級別差不多。涉及工作協調，尚需相互理解、尊重，否則工作就不好開展，更不要提監督了。
　　新京報：同級監督，此前紀委有沒有具體地被授予什么權力？
　　劉光輝：制度是有一些設計的。比如說對同級班子成員的違紀違法問題，同級紀委可以初核。但這種初核有難度。因為舉報是分層次的，同級不管同級。同級領導班子、領導干部的舉報件即使收到，也要轉到上面去。所以，同級別的官員信訪件、案件線索等一般都不在同級紀委那兒。
　　新京報：垂直管理能否破解這個難題？
　　劉光輝：不能完全破解。垂直管理是受上級紀委的委托，來加強對同級班子監督的，只能承擔一個近似“眼線”的作用，許多具體工作還是不好開展。另外，垂直管理要改變黨代會的有關選舉制度，尚缺操作性制度規定。